9 401例连续中国人群样本研究显示，携带 BRCA1和 BRCA2突变的乳腺患者的 10年对侧乳腺癌累积风险分别为 15.5%和 17.5%，是非突变携带者的 4～5倍[6]。家族史可显著增加对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中国的数据表明，有乳腺癌家族史的 BRCA1/2突变乳腺患者的 10年对侧乳腺癌发病风险约 27%。

1.3 携带 BRCA1/2突变健康女性的乳腺癌发病风险

欧美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携带 BRCA1和 BRCA2突变的欧美健康女性年龄 80岁累积乳腺癌发病风险分别为 72%和 69%，且家系中有 2例及以上乳腺癌患者的健康携带者其乳腺癌发病风险是无家族史携带者的 2倍左右 [7]。来自中国的研究数据发现，携带 BRCA1和 BRCA2突变的中国健康女性年龄 70岁累积乳腺癌发病风险分别为 37.9%和 36.5%，是普通中国健康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 3.6%）的 10倍左右[8]。

1.4 BRCA1/2基因检测

1.4.1 BRCA1/2适检人群

1） 有乳腺癌病史的个体且具备下列任意条件：

①发病年龄 ≤50岁*（*中国人群数据提示 [3]，该年龄段的乳腺癌患者 BRCA1/2基因突变频率>5%）。

②三阴性乳腺癌。

③男性乳腺癌。

④发病年龄 >50岁，且家系中另有 ≥1例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或前列腺癌。

⑤高反复风险的 HER-2阴性的可手术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 *，无论是否有乳腺癌或其他肿瘤家族史（*相关定义参考 OlympiA临床试验）。

⑥     HER-2阴性的转移性乳腺癌。

2） 不考虑是否有乳腺癌病史的个体且具备下列任意条件：

①家系中直系亲属携带已知的 BRCA1/2基因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突变。

②家系中有男性乳腺癌患者。

③健康个体若家系中具备以下条件可进行基因检测 *：家系中有 ≥2例乳腺癌；或 ≥2种包括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或前列腺癌的肿瘤类型且其中至少有 1例乳腺癌（ *但仍建议家系中已患癌的个体优先进行检测，尤其是发病年龄早、多原发肿瘤的个体；只有患者不可及，才考虑检测家系中健康个体）。
 

1.4.2 BRCA1/2基因检测方法
 

尽管长期以来 San­ger测序结合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是检测 BRCA1/2基因突变的金标准。近十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二代测序技术因其便捷高效，逐渐取代了 Sanger测序，成为目前检测 BRCA1/2基因突变的常规方法。 BRCA1/2基因突变常规采用 BRCA1/2的 panel或包含 BRCA1/2在内的乳腺癌易感基因（ 10～20个基因）的 panel检测。 BRCA1/2基因大片段重排在中国家族遗传性乳腺癌中突变频率为 2.4%，在三阴性乳腺癌中为 1.1%[9]。常规的 panel测序检测有可能漏检大片段重排的突变。

专家组意见：建议 BRCA1/2基因突变采用 BRCA1/2或包含 BRCA1/2基因 panel的二代测序方法检测。 Sanger测序可用于二代测序的补充，如二代测序结果的验证或家系中已知突变的定点检测。在二代测序结果阴性但仍高度怀疑存在乳腺癌遗传易感突变的情况下增加进行 MLPA检测 BRCA1/2大片段重排突变。

1.5 BRCA1/2突变乳腺癌患者的治疗策略

1.5.1 BRCA1/2突变乳腺癌手术治疗

1）BRCA1/2突变乳腺癌保乳治疗：对于 BRCA1/2是否能进行保留乳房治疗有两个核心问题：① 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如进行保乳手术是否增加局部反复风险；② BRCA1/2突变乳腺癌保乳相对全切是否影响患者预后。

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 BRCA1/2突变患者接受保乳治疗相比较于非突变患者接受保乳治疗，增加约 2倍的局部反复风险（ HR=1.99）[10]。国内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1 947例乳腺癌保乳患者，其中 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 103例，中位随访 6.7年。尽管同侧局部反复在突变患者和非突变患者上无显著性差异（ 3.9% vs. 2.0%，P=0.16），但 BRCA1/2突变患者的同侧新发原发癌的概率显著高于非突变患者 [11]。现有的回顾性研究提示，携带 BRCA1/2突变患者的保乳相对非突变患者增加约 2倍的局部反复风险，尤其是同侧新发原发性乳腺癌的风险。

BRCA1/2突变的患者接受保乳手术和全切手术的生存比较。来自于荷兰的研究纳入了 6 081例样本， BRCA1/2突变 261例，中位随访 14.8年。多因素分析显示，与全切手术相比， BRCA1/2突变患者保乳手术和全切手术的生存无显著性差异 [12]。一项来自国内的单中心乳腺癌大样本（ 8 396例）探索 BRCA1/2保乳手术和全切手术生存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 BRCA1/2突变患者 491例（ BRCA1 187例， BRCA2 304例），中位随访 7.5年，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 BRCA1/2突变患者进行保乳手术与进行全切手术的生存无显著性差异[13]。

专家组意见：保留乳房手术可以作为 BRCA1/2突变乳腺癌患者的选项。若 BRCA1/2突变乳腺癌患者病变适合保乳手术，且患者有保乳意愿，在告知同侧乳腺癌反复 /新发原发癌风险和对侧乳腺癌风险的前提下，可以慎重选择保乳手术。

2）BRCA1/2突变乳腺癌对侧乳腺预防性切除手术：国内的数据表明，携带 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有较高的对侧乳腺癌发病风险，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其 10年对侧乳腺癌发病风险接近 30%[6]。研究表明，对侧预防切除能显著降低对侧乳腺癌发病风险（ ≥90%）。尽管 BRCA1/2突变患者的对侧乳腺预防性切除是否能提高乳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尚存在争论，但现有的回顾性研究表明，临床分期较早、病变预后较好且年轻的患者，更能从对侧乳腺预防性切除中获益[14]。

专家组意见： 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手术时需充分告知其对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对于乳腺癌预后较好且预期寿命至少 10年以上的患者，若患者选择患侧进行全切手术，更应与其讨论对侧乳腺预防性切除和（或）Ⅰ期双侧重建。
 

1.5.2 新辅助化疗和解救治疗
 

临床前实验提示， BRCA突变的乳腺癌细胞系对导致 DNA损伤的蒽环类药物和引起 DNA交联的铂类药物敏感，而对紫杉类不敏感。在新辅助化疗研究方面，一项国内研究显示 BRCA1突变的三阴性乳腺癌相比较于无突变患者对含蒽环类的新辅助化疗更敏感 [15]。来自于德国的 GeparSixto Ⅱ期新辅助化疗研究显示，在三阴性乳腺癌亚组中（ 291例），无 BRCA1/2突变患者治疗时含卡铂组的病理有效缓解率（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为 67%，不含卡铂组的 pCR率为 36%，加入卡铂能显著提高非突变患者的生存率； BRCA1/2突变患者含卡铂组的 pCR率为 65%，不含卡铂组的 pCR率为 50%，但含卡铂组和不含卡铂组生存无差异。国内的一项纳入 1 585例新辅助化疗乳腺癌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患者接受蒽环序贯紫杉或蒽环序贯紫杉加卡铂两组队列，在三阴性乳腺癌亚组中， BRCA1/2突变患者接受蒽环序贯紫杉加卡铂治疗，生存显著优于接受蒽环序贯紫杉治疗的患者 [16]。针对 BRCA1/2突变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解救治疗，Ⅲ期临床 TNT试验表明，卡铂相比多西他赛能够显著提高客观见效率及无进展生存期，而在无突变组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专家组意见：针对 BRCA1/2突变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是否在新辅助化疗方案中加入卡铂尚存在争议，综合现有的研究，卡铂可以作为一个选项或鼓励纳入临床试验。针对 BRCA1/2突变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建议使用卡铂。

1.5.3 BRCA1/2突变乳腺癌的靶向治疗 1）早期乳腺癌的靶向治疗： PARP（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抑制剂是治疗携带 BRCA致病性突变肿瘤的有效dota2吧雷电竞 ，其作用是通过合成致死效应，特异的导致有 BRCA1/2突变的肿瘤细胞死亡 [17]。2021年公布的 Ol­ympiA临床研究证实了 PARP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18]。该研究中位随访 2.5年的中期分析结果显示， 1 836例 BRCA1/2胚系突变的 HER-2阴性高风险早期乳腺癌患者（其中 82%是三阴性乳腺癌），在完成局部治疗和（新）辅助化疗后，口服 1年奥拉帕利与安慰剂相比，无浸润病变生存和无远处转移病变生存均得到显著改善，其中主要研究终点 3年无浸润病变生存提高了 8.8%（85.9% vs. 77.1%，P<0.001）。

专家组意见：建议针对 HER-2阴性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进行 BRCA1/2胚系突变检测，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或 HER-2阴性 &激素受体阳性的高风险乳腺癌。若上述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患者在完成新辅助化疗后仍有残留病灶，或完成辅助化疗后，建议术后给予 1年的奥拉帕利靶向治疗。

2）反复转移性乳腺癌的靶向治疗：多项Ⅲ期临床试验证实了 PARP抑制剂在 BRCA1/2突变的转移性乳腺癌中的疗效。 2017年 ASCO公布的 OlympiAD研究纳入 302例 BRCA1/2胚系突变的 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单药奥拉帕利组与标准单药化疗组相比，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显著延长 2.8个月（P<0.001），且客观见效率高于化疗组 2倍。另一项开放、随机、全球Ⅲ期研究 EMBRACA同样证实了另一种 PARP抑制剂 talazoparib在转移性乳腺癌中的作用。基于上述两项研究结果，相关国际指南均建议用奥拉帕利和 talazoparib治疗 BRCA1/2胚系突变的 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

专家组意见：基于上述两项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建议对所有 HER-2阴性反复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进行 BRCA1/2胚系突变检测，对于 BRCA1/2胚系突变患者，建议选择 PARP抑制剂治疗。

1.6 携带 BRCA1/2突变的健康人群的风险管理

1.6.1 携带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的乳腺癌风险管理

1） 严密监测和早诊：携带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从 18岁开始乳房自检； 25岁开始每半年或 1年进行 1次乳腺临床检查； 25~30岁期间每年 1次乳腺 MRI筛查（优先）或者乳腺 X线摄影筛查； 30~75岁期间每年 1次乳腺 X线摄影和 MRI筛查。相比于欧美女性，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乳腺致密度较高，有研究提示乳腺 X线摄影对致密乳腺筛查灵敏度降低 [19]。研究提示乳腺超声在中国女性乳腺癌的早诊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联合乳腺 X线摄影能提高筛查灵敏度[20]，因此乳腺超声可作为中国 BRCA1/2突变女性健康携带者乳腺癌筛查的有效补充。

专家组意见：推荐中国携带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从 25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 MRI检查联合每半年 1次乳腺超声检查，从 30岁开始在此基础上增加每年 1次乳腺 X线摄影的检查。若不具备 MRI条件，建议从 25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 X线摄影联合每半年 1次乳腺超声检查。

2）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的药物预防：关于药物预防，目前仅有小样本回顾性研究表明他莫昔芬能降低 BRCA2突变健康携带者 62%的乳腺癌风险（ 288例， 11例BRCA2），对 BRCA1突变健康携带者是否有预防作用尚不明确[21]。

专家组意见：基于目前的证据，他莫昔芬尚不足以作为 BRCA1/2突变健康携带者的常规预防用药，但可以纳入临床研究。

3）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的预防性切除手术：多项前瞻性研究表明预防性双乳切除术（bilateral risk-reducing mastectomy，BRRM）可以降低 BRCA1/2突变健康携带者 90%以上的乳腺癌发病风险，但 BRRM是否能为健康携带者带来生存获益目前尚有争议 [22]。保留乳头 -乳晕皮下腺体切除术（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NSM）联合乳房重建能很大程度上保留乳房外形和女性特征，且回顾性研究表明 BRCA1/2突变携带者 NSM术后残留乳头导管组织发生乳腺癌的概率非常低 [23]。国内已开展了 BRCA1/2突变健康女性的双侧乳腺预防性切除及Ⅰ期重建的临床实践 [24]，对 3例有明确乳腺癌家族史，年龄 34~36岁的 BRCA1/2突变的健康女性进行了预防性 NSM手术和Ⅰ期假体重建术，中位随访时间 18个月后无乳腺癌发生，且心理状态良好。

专家组意见：针对 BRCA1/2突变健康携带者开展预防性双乳切除，建议患者优先选择双乳切除及Ⅰ期乳房重建术。相关手术需要慎重对待，严格选择患者。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患者有强烈的预防切除的愿望，且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 2）患者必须是携带 BRCA1/2致病性突变，突变经过两个独立检测机构验证； 3）患者有明确的乳腺癌家族史； 4）应与患者及家庭成员进行多轮讨论，充分告知手术的获益、潜在的局限性和风险，给予患者充分的考虑时间； 5）选择恰当的手术时机，结合家族中最早发生乳腺癌患者的年龄，尽量选择 30岁以后； 6）若患者选择Ⅰ期重建，可以采用保留乳头 -乳晕皮下腺体切除术及Ⅰ期重建。

1.6.2 BRCA1/2突变携带者的卵巢癌风险管理
 

BRCA1/2突变携带者有较高的卵巢癌发病风险，其中中国香港人群数据显示 BRCA1突变携带者 70岁累积卵巢癌发病风险为 21.5%，BRCA2的风险为 7.3%，BRCA1的风险较 BRCA2高[25]。

降低卵巢癌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RRSO）。基于国际指南和国内数据，对于愿意接受预防性手术的人群，推荐携带 BRCA1突变的健康女性在 40岁进行 RRSO手术。 BRCA2突变携带者卵巢癌发病年龄显著晚于 BRCA1携带者，因此携带 BRCA2突变的健康女性进行 RRSO手术的年龄可推迟至 45岁。对于不愿意采用手术方式干预的人群，可以采用每半年进行 1次经阴道超声（ transvaginal ultrasound，TVUS）联合血清 CA-125进行监测。

1.6.3 携带 BRCA1/2突变男性乳腺癌风险管理

欧美 BRCA1和 BRCA2突变男性携带者乳腺癌 70岁累积发病风险分别为 1.2%和 6.8%～7.1%，远高于一般男性的乳腺癌风险（ 0.1%）[26]。但相比于女性携带者，男性携带者发生乳腺癌的先进风险值较低，并且容易通过体检及时检出。因此对男性携带者而言，乳腺癌早筛方式主要是乳腺自查和临床体检。 2021年美国国立综合dota2吧雷电竞 网络（ NCCN）指南推荐男性携带者从 35岁开始每月 1次乳腺自查，每年进行 1次乳腺临床检查。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遗传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推荐男性携带者从 30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临床检查。

1.7 BRCA1/2突变携带者的优生优育
 

对于 BRCA1/2胚系突变的健康育龄期携带者（无论男性、女性），若有优生优育的意愿，不愿将致病性突变遗传给下一代，可借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技术，生产无 BRCA突变的下一代。 PGD技术是将携带者夫妇体外受精后筛选的无 BRCA1/2致病性突变的胚胎植入子宫。 2021年美国 NCCN指南及 2016年 ESMO遗传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均建议 BRCA1/2突变健康携带者在生育前考虑 PGD。

专家组意见：在遗传咨询中，针对健康的 BRCA1/2突变携带者，若其有愿望生产无 BRCA 1/2致病性突变的下一代，应充分告知 PGD相关知识及相关的获益及风险，让其决策是否采取上述措施。
 

2      TP53基因突变乳腺癌

TP53致病性胚系突变可导致罕见的 Li-Fraum­eni综合征（ Li-Fraumeni syndrome，LFS）。 LFS的临床特征是各种早发性肿瘤，包括软组织肉瘤、骨肉瘤、早发性乳腺癌、肾上腺皮质癌和脑瘤等。国内单中心不加选择大样本的数据（ 10 053例）显示 TP53在所有乳腺癌中的突变率约 0.5%，但是在早发性乳腺癌（首诊年龄 ≤30岁）中的突变率可达 3.8%[27]。上述突变患者中仅有少数属于 LFS，绝大多无 LFS。携带 TP53突变的乳腺癌相比较无突变患者，具有发病早、双侧乳腺癌比例高、预后更差的特点。

TP53突变携带者乳腺癌的发病风险高，且 TP53突变的乳腺癌发病年龄非常早（ ≤30岁），应该更早开始筛查。建议女性 TP53携带者从 18岁开始每月 1次乳腺自查；从 20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 MRI检查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声； 30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 MRI、乳腺 X线摄影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声检查。若家族中最早的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 <20岁，则携带者应酌情提前开始临床体检及影像学检查。有明确乳腺癌家族史且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健康携带者可考虑预防性双乳切除术。

专家组意见：建议对发病年龄 ≤30岁的乳腺癌患者或来自 LFS家系的女性需要进行 TP53基因检测。不推荐携带 TP53突变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保乳手术，对于预期寿命比较长的女性，可考虑对侧预防性切除和Ⅰ期重建。 TP53健康携带者可以考虑进行双侧乳腺预防性切除和Ⅰ期重建。对于不愿意手术干预的健康携带者，从 20岁开始乳腺癌的早诊筛查。
 

3      PALB2基因突变乳腺癌

研究表明 PALB2基因是乳腺癌高外显率的易感基因。 PALB2基因胚系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终生发病风险为 35%[28]。来自国内两个中心的独立大样本研究表明，中国健康人群中 PALB2致病性胚系突变频率为 0.19%[29-30]。中国 PALB2胚系突变女性携带者乳腺癌发病风险为一般女性的 5倍[30]，其他肿瘤的风险鲜见报道。

健康 PALB2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早诊筛查可以从 30岁开始每年 1次乳腺 X线摄影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声检测，可考虑增加乳腺 MRI检测。

专家组意见：建议早发性、三阴性乳腺癌和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乳腺癌患者进行 PALB2基因检测。目前的证据提示保乳术不是 PALB2突变乳腺癌患者的禁忌证。针对 PALB2的健康携带者，建议进行早诊筛查。
 

专家共识委员会

名誉组长

季加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专家组组长

解云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专家组副组长

吴　鸣　　北京协和医院

丁培荣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贾淑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家族遗传性乳腺癌执笔专家

解云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步召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蔡得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蔡红兵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曹文明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益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程　勇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丁培荣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高　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高雨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龚　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关海霞　　广东省人民医院

郭永军　　河南省肿瘤医院

胡　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季加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贾淑芹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贾永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姜　武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解云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鞠海星　　浙江省肿瘤医院

康　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冷家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　雷　　北京协和医院

李　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文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文涛　　河南省人民医院

李子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刘方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雅萍　　北京协和医学院

娄　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陆劲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罗定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吕　青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马　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辇伟奇　　重庆市肿瘤医院

欧阳能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齐晓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曲芃芃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苏丽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孙　辉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孙圣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陶厚权　　浙江省人民医院

田小飞　　陕西省肿瘤医院

王　冬　　重庆市肿瘤医院

王　静　　湖南省肿瘤医院

王　珂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　权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王　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朝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丹波　　辽宁省肿瘤医院

王晰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晓彬　　辽宁省肿瘤医院

韦　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魏　玺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吴　鸣　　北京协和医院

吴　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武爱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谢　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邢加迪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邢晓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徐　栋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徐　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徐　晔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杨　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雪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姚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尹如铁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于津浦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张　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　春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张　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　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　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　毅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张海梁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京伟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张连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学斌　　北京协和医院

张元珍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赵　任　　上海瑞金医院

赵敬柱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赵卫东　　安徽省肿瘤医院

郑　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郑　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郑向前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周靖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周晓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　耀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秘书组

组长　徐　晔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秘书　孙　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冯　懿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参考文献

[1]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1, 71(3):209-249.

[2]      Breast Cancer Association C, Dorling L, Carvalho S,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genes-association analysis in more than 113, 000 wo­men[J]. N Engl J Med, 2021, 384(5):428-439.

[3]      Sun J, Meng H, Yao L, et al. Germline mutations in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s in a large series of unselec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Clin Cancer Res, 2017, 23(20):6113-6119.

[4]      Li G, Guo X, Tang L, et al. Analysis of BRCA1/2 mutation spectrum and prevalence in unselected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17, 143(10):2011-2024.

[5]      Deng M, Chen HH, Zhu X, et al.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germline mutations in BRCA1/2 and PALB2 genes in 2 769 unse­lec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J]. Int J Cancer, 2019, 145(6): 1517-1528.

[6]      Su L, Xu Y, Ouyang T, et al. Contralateral breast cancer risk in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in a large cohort of unselec­ted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Int J Cancer, 2020, 146(12): 3335-3342.

[7]      Kuchenbaecker KB, Hopper JL, Barnes DR, et al. Risks of breast, ovarian, and contralateral breast cancer for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JAMA, 2017, 317(23):2402-2416.

[8]      Yao L, Sun J, Zhang J,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in Chinese women with BRCA1 or BRCA2 mutation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6, 156(3):441-445.

[9]      Su L, Zhang J, Me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BRCA1/2 large genomic rearrangements in Chinese women with sporadic triple-negative or familial breast cancer[J]. Clin Genet, 2018, 94(1):165-169.

[10]    Pierce LJ, Levin AM, Rebbeck TR, et al. Ten-year multi-institutional results of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in BRCA1/2­associated stage Ⅰ/Ⅱ breast cancer[J]. J Clin Oncol, 2006, 24(16): 2437-2443.

[11]    Cao W, Xie Y, He Y, et al. Risk of ipsilateral breast tumor recur­rence in primary invasive breast cancer following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with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in China[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9, 175(3):749-754.

[12]    van den Broek AJ, Schmidt MK, van 't Veer LJ, et al. Prognostic im­pact of breast-conserving therapy versus mastectomy of BRCA1/2 mutation carriers compared with noncarriers in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Ann Surg, 2019, 270(2):364-372.

[13]    Wan Q, Su L, Ouyang T, et al. Comparison of survival after breast-conserving therapy vs mastectomy among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the BRCA1/2 variant in a large series of unselected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J]. JAMA Netw Open, 2021, 4(4):e216259.

[14]    Schmidt MK, van den Broek AJ, Tollenaar RA, et al. Breast cancer survival of BRCA1/BRCA2 mutation carriers in a hospital-based co­hort of young women[J]. J Natl Cancer Inst, 2017, 109(8):329.

[15]    Wang C, Zhang J, Wang Y, et al. Prevalence of BRCA1 mutations and responses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mong BRCA1 carri­ers and non-carriers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Ann Oncol, 2015, 26(3):523-528.

[16]    Zhang J, Yao L, Liu Y, et al. Impact of the addition of carboplatin to anthracycline-taxane-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in BRCA1/2-mutat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Int J Can­cer, 2021, 148(4):941-949.

[17]   Curtin NJ, Szabo C.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Nat Rev Drug Discov, 2020, 19(10):711-736.

[18]   Tutt ANJ, Garber JE, Kaufman B, et al. Adjuvant olaparib for pa­tients with BRCA1- or BRCA2-mutated breast cancer[J]. N Engl J Med, 2021, 384(25):2394-2405.

[19]   Buist DS, Porter PL, Lehman C, et 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m­mography failure in women aged 40-49 years[J]. J Natl Cancer Inst, 2004, 96(19):1432-1440.

[20]   Shen S, Zhou Y, Xu Y, et al.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 com­paring ultrasound vs mammography for screening breast cancer in high-risk Chinese women[J]. Br J Cancer, 2015, 112(6):998-1004.

[21]   King MC, Wieand S, Hale K, et al. Tamoxifen and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among women with inherited mutations in BRCA1 and BRCA2: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NS­ABP-P1)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trial[J]. JAMA , 2001, 286(18): 2251-2256.

[22]   Heemskerk-Gerritsen BAM, Jager A, Koppert LB, et al. Survival after bilateral risk-reducing mastectomy in healthy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9, 177(3): 723-733.

[23]   Jakub JW, Peled AW, Gray RJ, et al. Oncologic safety of prophylact­ic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 in a population with BRCA mutations: a multi-institutional study[J]. JAMA Surg, 2018, 153(2):123­129.

[24]   张冬洁 ,付芬芬 ,谢凌铎 ,等.BRCA1/2突变的中国健康女性乳腺预防性切除及Ⅰ期重建的临床实践 [J].中国肿瘤临床 ,2020,47(1):34­38.

[25]   Zhang L, Shin VY, Chai X, et al.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pen­etrance of BRCA1/2 mutations among Hong Kong women[J]. On­cotarget, 2018, 9(38):25025-25033.

[26]   Tai YC, Domchek S, Parmigiani G,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among male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J Natl Cancer Inst, 2007, 99(23):1811-1814.

[27]   Sheng S, Xu Y, Guo Y, et al.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impact of TP53 germline mutations in Chinese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 Int J Cancer, 2020, 146(2):487-495.

[28]   Antoniou AC, Casadei S, Heikkinen T, et al. Breast-cancer risk in families with mutations in PALB2[J]. N Engl J Med, 2014, 371(6): 497-506.

[29]   Wu Y, Ouyang T, Li J, et al. Spectrum and clinical relevance of PALB2 germline mutations in 7657 Chinese BRCA1/2-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20, 179(3): 605-614.

[30]   Zhou J, Wang H, Fu F, et al. Spectrum of PALB2 germline mu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LB2-related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of 16, 501 unselected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5890 controls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Cancer, 2020, 126(14): 3202-3208.

致谢审稿专家

《中国肿瘤临床》秉承“引导创新、关注前沿、突出临床、讲求实用”的办刊宗旨，以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内容为己任，邀请肿瘤学学科带头人及出色学者作为审稿专家对每篇稿件进行把关与指导。在此，《中国肿瘤临床》编辑部全体人员对承担 2021年第 48卷第 23期文章审稿工作的专家致以诚挚感谢，其公平、客观、正确、详实的审稿意见使文章质量得到了有效提高。专家名单列示如下（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东旭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三医院　　
付　强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李小毅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余科达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岳东升　副主任医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贾　凯　副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徐　农　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徐国良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盛立军　主任医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